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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之训为容,其诗为舞诗,阮元说至不可易。详拙著《周颂说》,今不复述。

如上所解,则全部《诗经》之部类皆以地理为别,虽《颂》为舞诗,《雅》证王朝之政,亦皆以方土国家为部类者。有一现象颇不可忽略者,即除《周诗》以外,一国无两种之诗。鲁宋有《颂》,乃无《风》,其实鲁之必有《颂》外之诗,盖无可疑。即就《周诗》论,豳王异地,雅南异统,雅为夏声,乃中国之音,南为南方,乃南国之诗。当时江淮上之周人殖民地中两种音乐并用,故可曰“以雅以南”。今试为此四名各作一界说如下:

《大雅》《小雅》 夏声

《周南》《召南》 南音(南之意义详《周颂说》)

王国 东周之民政

豳诗 周本土人戍东方者之诗(说见后)

所谓四方之音

在后来所谓国风之杂乱一大堆中,颇有几个地理的头绪可寻。《吕氏春秋·音初》篇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话的来源,这样神话固不可当作信史看,然其分别四方之音,可据之以见战国时犹深知各方之声音异派。且此地所论四方恰和所谓国风中系统有若干符合,现在引《吕子》本文,加以比核。

甲、南音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兴之诗,今不见于二《南》,然战国末人,必犹及知二《南》为南方之音,与北风对待,才可有这样的南音原始说。二《南》之为南音,许是由南国俗乐所出,周殖民于南国者不免用了他们的俗乐,也许战国时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声乐出,《吕览》乃由当时情事推得反转了,但这话是无法证明的。

乙、北音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以“燕燕于飞”(即燕燕往飞)起兴之诗,今犹在《邶》《鄘》《卫》中(凡以一调起兴为新词者,新词与旧调应同在一声范域之中,否则势不可歌。起兴为诗,当即填词之初步,特填词法严,起兴自由耳)。是《诗》之《邶》《鄘》《卫》为北音。又《说苑·修文篇》“纣为北鄙之声,其亡也忽焉”,《卫》正是故殷朝歌。至于《邶》《鄘》所在,说者不一。

丙、西音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据汉中,辛余靡振土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西河,实为长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时,此后人半神话)。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然则《秦风》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者,即《秦风》之乐否?《唐风》在文词上看来和《秦风》近,和《郑》《王》《陈》《卫》迥异,或也在西音范围之内。

丁、东音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者,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字,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今以《破斧》起兴论周公之诗在《豳风》。疑《豳风》为周公向东殖民以后,鲁之统治阶级用周旧词,采奄方土乐之诗(此说已在《周颂说》中论及)。

从上文看,那些神话固不可靠,然可见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声亦异,战国人固知其为异源。

戊、郑声

《论语》言放郑声,可见当时郑声流行的势力。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缶而就郑卫。”不知郑是由卫出否?秦始皇时郑声势力尚如此大,刘季称帝,“朔风变于楚”,上好下甚,或者郑声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郑声,恐怕已经不是战国的郑声了。

己、其他

齐人好宗教(看《汉书·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记·孟子驺子列传》),能论政(看管晏诸书),“泱泱乎大国”,且齐以重乐名。然《诗·风》所存齐诗不多,若干情诗以外,即是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齐诗。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都是南国的诗,并没有岐周的诗。南国者,自河而南,至于江汉之域,在西周下一半文化非常的高,周室在那里建设了好多国。在周邦之内者曰周南,在周畿外之诸侯统于方伯者曰召南。南国称召,以召伯虎之故。召伯虎是厉王时方伯,共和行政时之大臣,庇护宣王而立之之人,曾有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日辟国百里”。这一带地方虽是周室殖民地,但以地方富庶之故,又当西周声教最盛时,竟成了文化中心点,宗周的诸侯,每在南国受封邑。其地的人文很优美,直到后来为荆蛮残灭之后,还保存些有学有文的风气。孔子称“南人有言”,又在陈蔡楚一带地遇到些有思想而悲观的人,《中庸》上亦记载“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这些南国负荷宗周时代文化之最高点,本来那时候崤函以西的周疆是不及崤函以东大的(宣王时周室还很盛,然渭北已是 狁出没地,而渭南的人,与散地为邻者当不远于镐京,已称王了。不知在汉中有没有疆土,在巴蜀当然是没有的。若关东则北有河东,南涉江汉南北达二千余里)。我们尤感觉南国在西周晚年最繁盛,南国的一部本是诸夏之域,新民族(周)到了旧文化区域(诸夏)之膏沃千里中(河南江北淮西汉东),更缘边启些新土宇(如大、小《雅》所记拓土南服),自然发生一种卓异的文化,所以其地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周南》《召南》是这一带的诗,《大雅》《小雅》也是这一带的诗,至少也是由这一带传出,其较上层之诗为《雅》,其较下层之诗称《南》。南国盛于西周之末,故《雅》《南》之诗多数属于夷厉宣幽,南国为荆楚剪灭于鲁桓庄之世,故《雅》《南》之诗不少一部分属于东周之始。已是周室丧乱后“哀以思”之音。

二《南》有和其他《国风》绝然不同的一点:二《南》文采不艳,而颇涉礼乐:男女情诗多有节制(《野有死麕》一篇除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只在二《南》里适用,其他《国风》全与体乐无涉(《定之方中》除外),只是些感情的动荡,一往无节制的。

《周南》《召南》是一题,不应分为两事,犹之乎《邶》《鄘》《卫》之不可分,《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固是不分的。

诗的阶级

以地望之别成乐系之不同,以乐系之不同,成《诗三百》之分类,既如上所说,此外还有类分《诗三百》的标准吗?曰应该尚有几种标准,只是参证的材料遗留到现在的太少了,我们无从说确切的话。然有一事可指出者,即《颂》,《大雅》,《小雅》,二《南》,其他《国风》,各类中,在施用的场所上颇有一种不整齐的差异。《大雅》一小部分似《颂》,《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国风》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体而论,则《风》《小雅》《大雅》《颂》各别;核其篇章而观,则《风》(特别是二《南》)与《小雅》有出入,《小雅》与《大雅》有出入,《大雅》与《周颂》有出人,而二《南》与《大雅》,或《小雅》与《周颂》,则全无出入矣。此正所谓“连环式的分配”,图之如下:

今试以所用之处为标,可得下列之图,但此意仅就大体言,其详未必尽合也。

〔注〕《邶》《鄘》《卫》以下之《国风》中,只《定之方中》一篇类似《小雅),其余皆是民间歌词,与礼乐无涉(王柏删诗即将《定之方中》置于《雅》,以类别论,固可如此观,然不知《雅》乃周室南国之《雅》,非与《邶风》相配者)。

故略其不齐,综其大体,我们可说《风》为民间之乐章,《小雅》为周室大夫士阶级之乐章,《大雅》为朝廷之乐章,《颂》为宗庙之乐章。

诗篇之次序

今见《诗三百》之次叙是绝不可靠的,依四始之义,这次叙应该是不可移的,至少首尾如此。但这是后来的系统哲学将一总集化成一个终始五德论的办法,是不近情理的。不过传经者既以诗之次序为不可移,乃有无数的错误,即如《大雅》内时代可指的若干诗中,因有一篇幽王时的诗在前,乃不得不将以后的诗都算在幽王身上了。这个毛病自宋人起已看出来,不待多所辩证,现在但论《大雅》中几篇时代的错误。

《大雅》的时代有个强固的内证。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时的,这可以《崧高》《烝民》为证。《崧高》是吉甫作来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是吉甫作来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时人,则《烝民》中又说得清楚:“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史记·齐世家》: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应作岁,传说谓太公卒时百有余岁也),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齐侯谥用殷制,则《檀弓》五世反葬于周之说,未可信也)。哀公时纪侯潜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九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当仲山甫之城齐。这样看来,仲山甫为厉王时人,彰彰明显。《国语》记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仲山甫谏。懿公戏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戏为鲁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犹及宣王初年为老臣也(仲山甫又谏宣王科民,今本《国语》未纪年)。仲山甫为何时人既明,与仲山甫同参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时代亦明,而这一类当时称颂之诗,亦当在夷王厉王时矣。这一类诗全不是追记,就文义及作用上可以断言。《烝民》一诗是送仲山甫之齐行,故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真是我们及见之最早赠答诗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时,吉甫又和申伯同时,申伯又和甫侯一时并称,又和召伯虎同受王命(皆见《崧高》),则这一些诗上及厉,下及宣,这一些人大约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乱曾藏宣王于其宫,以其子代死,时代更显然了。所以《江汉》一篇,可在厉代,可当宣世,其中之王,可为厉王,可为宣王。厉王曾把楚之王号去了,则南征北伐,城齐城朔,薄伐狁,淮夷来辅,固无不可属之厉王,宣王反而是败绩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扬威的诗,有些可在宣时,有些定在厉时,有些或者在夷王时的。既如此明显,何以《毛序》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这都由于太把《诗》之流传次序看重了:把前面伤时的归之厉王,后面伤时的归之幽王,中间一段耀武扬威的归之宜王。不知厉王时王室虽乱,周势不衰,今所见《诗》之次序是绝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中言“周宗既灭”,此两诗在篇次中颇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变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乐的诗,祝福之词,都当做了刺幽王的。照例古书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这都由于误以《诗》之次序为全合时代的次序。

《大雅》始于《文王》,终于《瞻卬》《召旻》。《瞻卬》是言幽王之乱,《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开辟南服之盛,这两篇的时代是显然的。这一类的诗不能是追记的。至于《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若干篇,有些显然是追记的。有些虽不显然是追记,然和《周颂》中不用韵的一部之文辞比较一下,便知《大雅》中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颂》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庙》诸篇能上及成康,则《大雅》这些诗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称商为大商,且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颂》中“遵养时晦”(即“兼弱取昧”义)的话,乃和平的与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来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为荣,则与殷之敌意已全不见,至《荡》之一篇,实是说来鉴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说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却终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数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如把《国风》算过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论,此正所谓王者之迹者,却实在不错。《大雅》结束在平王时,其中有平王的诗,而《春秋》始于鲁隐之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选自《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