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中国有过多的专家很有意见，一会儿这个说应该这样，一会儿那个说应该那样，满世界专家，好像除了读者全是专家。对此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可以说，收入《毒》里的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我觉得它还是放在这里比较合适。
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中华民族真的是个只说不做的民族，这点可以从谈话节目的数目看出来。我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文学哲学类的专家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专家要大得多。
在做央视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专家，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作××××，另外一个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人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俩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
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的书封面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有一家报纸前几天登了两位名家的文章，字里行间显露的是极其不专业的妒忌——主要原因是这两人这辈子写过的所有书的销量的总和的三倍都可能不及我一本书一年销量的一半，所以极其不服，文章酸味横溢。但是他们自有老奸巨猾之处，事先就说明没有看过我的书，便开始谈这个现象。姑且不论销量一定要建立在作品本身的质量上，不幸的是，后面又说我的东西比六十年代那批人的东西差远了。既然没看过我的东西哪里来的比较呢？
中国文学没有起色的很大原因是有这些做事说话极其不负责任但又装出一副很诲人不倦的样子的人长期占据文学评论的权威位置，对圈内朋友就互相吹捧，对不同观点的人就极力打压，杰出新人新作便不屑一顾，而且这帮人最牛逼的地方就在于做以上事情的时候外表显现出另外一个极端，比如口里常说文坛一定要不断出现新人和不同声音之类的，可是一旦有新人写出畅销小说马上就说现在的读者人心浮躁，一旦有不是自己写的东西引起争议马上就说是作者哗众取宠，但又苦于自己的东西根本没人看，想哗众取宠一下又拉不下脸，只能缩在一旁干眼红。
现在的一些有点岁数的评论家、作家，或许以前有过什么光荣的事情，比如说文章入选小学中学课本啦（其实这证明他们的文章达到了中小学水平），或者被评上几个什么奖啦（评委都是自己的朋友，来年自己当评委再评自己的朋友获奖），他们的最大理想估计是文坛能变成一个敬老院。
还有一类专家是最近参加一个卫视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对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专家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家伙，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专家的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揪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小人得志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精神，如果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说到这里我都不想说了，因为这些人让我觉得恶心。最后要总结一下如何才能分辨出来这些人：答非所问；没有一个问题能在二十句话内解决；不论什么东西最后都要引到自己研究的领域中去，哪怕嫖娼之类的问题也是；穿西装；头冒汗；喜欢打断别人话，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话；任何问题都要分成几个方面去说，哪怕说的是一个道理；常备几个自以为很生动的比喻，并且有机会就用上去，有时候甚至用迷糊了在同一场合连用两次；在否定一样东西前一定要肯定一下；在他们回答问题回答到一半的时候，问他们记不记得刚才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八成不记得了；都具备在没有看过一样作品的情况下评论它的本领，并且头头是道；以为现在中学生的偶像都是刘德华；认为最近冒出个新人叫林志颖；觉得现在最流行的歌应该是《心太软》；偏胖；说话的时候手一定要挥舞；被逼到没辙的时候总拿自己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作为比别人强的本钱，但不能解释像他这样的学术权威为什么没有被打倒；被打倒的一定要让人知道自己曾经被打倒；总结性的话都能在死掉的人写的书里找到；每次一到他说话，台下观众就有杂音发出；看到这篇文章暴跳如雷，但是在公共场合会说：年轻人都这样，我们能体谅。
编者按：2006年韩寒的一篇博文作为实例可以更好地解读“专家的问题”。
又是一个吃饱了撑的教授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吴友富。为了讨好外国人，想把中国的图腾——龙这形象改了，因为据说，DRAGON的英文意思是充满攻击性和霸气的庞然大物。
那么按照这位“专家”的意思，改成温驯的没有攻击性的黄金猎犬是最合适不过。这样多好，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这专家按照自己提出的意见，他可以率先称自己为狗的传人，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或者直接把他画个肖像，中国形象就改成吴友富得了，在中国做学问的专家和教授里他正是一典型。
我们的有些教授专家就是这样，他们没有弄明白，除了理工科外，其他所谓的哲学啊社会公共关系学啊文学啊心理学啊这些“学”的搞学问就是混饭吃，并且让你踏实安度余生不要给社会造成负担既无功也不要有过的一个东西。举凡这些学科，任何课题和学术发现都是无价值的，有些人不甘心，非要整出动静，往大了整，往危言耸听了整，以造核武器的心态来做学问，下场就是闹笑话。
DRAGON的英文翻译是充满攻击性的霸气的庞然大物，这都不用改，在新中国前，中国历代给外人的形象就是这样的。人家韩国是不愿意首都叫汉城，让人感觉是中国的一个城市，硬是逼我们改成了首尔，相反，我们的某些专家是多么的贱，为了让外国人看得舒服点，连中国龙都想改。如果觉得DRAGON有异议，应该学韩国，告诉全世界，以后，看见类似动物，不能叫“DRAGON”，得叫“LONG”，还得带声标。最后，记者写道：据悉，这个课题如果完成，所塑造的中国国家新的形象标志，很有可能将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
我想问，是哪个国家有关部门可以有权决定？几个无聊教授画些无聊画，我们就不能管自己叫龙的传人了（估计按照这些教授的想象力，我们八成得是熊猫的传人，而且PANDA这个英文好啊，一不小心人家外国人还看成了PRADA）。得，中国的英文名是CHINA，叫瓷器，容易引起外国人的误解，按照专家的话说，这也不好，索性这些教授连咱中国的国家名也改了，有关部门再采用一次。所以，我最感兴趣的不是中国的新标志是什么，而是究竟最后“哪个部门”敢采用了。
最后捎给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和党委书记吴友富一句话，先管好你们的女大学生吧。